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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欄王劉翔面對所有運動員皆會遇到的傷患問題。(圖片來源:qq.com)

【讀者投稿】即使精英運動員在競技場上躊躇滿志,他們總有解甲歸田的一天。籃球之神米高佐敦(Michael Jeffrey Jordan)、俄羅斯撐桿跳女將伊巴辛耶娃(Yelena Gadzhievna Isinbayeva)、曼聯低調的世界級中場保羅.史高斯(Paul Scholes)在他們的競賽生涯中都曾因有感對體育競賽的熱情和雄心不再而短暫退役。另外,有不少運動員因感到競賽水平已過高峰而退役。因傷患退役的亦不勝枚舉: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初非常著名的前世界足球先生朗拿度(Ronaldo Luís Nazário de Lima)曾遭遇膝蓋粉碎性骨折、右膝十字韌帶斷裂、左膝十字韌帶折斷和患上了甲狀腺功能減退症等,最後以35歲之齡訣別綠茵場;姚明在左腳踝第三次應力性骨折後宣布退出美國職業籃球賽等等。劉翔在克服傷患復出後反覆強調「最大的對手是自己」,其意思是指傷患會影響其競賽表現的好壞和左右競賽生涯的長短。這些不同的原因和實例,都證明做運動員是有時限性的。

然而,運動員退役並不能等同一般人退休般處理和看待:他們的退役年齡大多集中在20多歲至40歲,仍要有收入以維持生活。毋庸置疑,有部分退役運動員能夠轉型成教練,賺取收入的同時能夠繼續在相同界別作出貢獻。但是,體育教練行業未必有足夠的職位空缺完全容納這批人,又或者他們當中有部分人士無意繼續留在同一個行業。換言之,不少運動員要離開本行這個「舒適圈」,尋找新機會。

站在前線體育教練的立場,他們大部分只考慮激發運動員的競賽的最高水平和保持他們的競賽水平的穩定性,運動員日後的出路問題則不在他們首要考慮範圍之列。但從整體角度出發,無論運動員在體育方面的造詣再高,在役受訓時得到多少財政支援,如果欠缺機制去保障他們退役的基本生活,或沒有在他們轉型的過渡階段予以足夠的協助,只會讓外界覺得體育界授人以魚而不授人以漁,運動員退役後要面對朝不保夕、家徒四壁的危機。這不免打擊體育行業的整體形象。

為避免運動員退役後的出路如無定向風,香港體育學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轄下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委員會紛紛推出計劃,協助運動員未雨綢繆。以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2008)推行的《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為例,計劃共有「綜合網上英語課程」、「就業輔導及運動員事務講座/工作坊」、「專上教育/職業訓練獎學金計劃」、「語文進修課程」、「大專教育獎學金計劃」、「大專教育補習課程」、「運動員教育及就業諮詢服務」、「就業計劃 (工作機會)」、「體育大使計劃」和「生活技能及師徒計劃」10個項目。驟眼看來,計劃的課程如雨後春筍,有一定的吸引力。而按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在2011年4月發表的《2011年1月5日開始舉行的立法會會議「推動長遠體育發展」議案辯論進度報告》(頁5-6),節錄相關計劃成效如下:

「自2008年起,香港體院推行「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為精英運動員提供教育職業發展支援。自計劃推出後,已有近850名運動員接受相關訓練及支援,其中包括250名運動員得到獎學金繼續進修。此外,香港運動員基金亦為現役和退役運動員提供教育進修資助,退役運動員更可獲得生活資助。同年,政府資助港協暨奧委會推出「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為現役至退役後4年的運動員在教育及職業發展上提供支援。現時計劃已獲得10 多間商業機構支持,亦包括獎學金計劃以資助運動員修讀語文、證書、文憑、高級文憑、副學位和學士學位等課程,到目前為止已有130多位運動員受惠於計劃。」

然而,業界心知肚明這些計劃都隱含著附帶條件:《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中大部分成功個案的運動員曾代表香港隊全職訓練最少8年。而處於夾心年資的運動員,他們的選擇餘地是很小的。如果這批運動員選擇立即退役,他們便很可能得不到計劃的充份保障。但如果他們不退役,他們亦未必能夠維持良好的競賽水平。從良心角度而言,這兩種情況最好都不要出現,或將個案數目減到最低。但事實上,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對這批運動員以至有心投入全職訓練的都是不小的打擊。當局沒有就這個情況進行有系統的調查、分析和提出改善建議,可見其警覺性的不足。而且,《運動員教育及職業發展計劃》和《香港運動員就業及教育計劃》概念上是短暫的特惠政策,故被批評為內容空洞,成效不大。《成報》專欄作家呂育畿(2011)就曾有此評論:

「兩間機構﹝香港體育學院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推出的計劃,真是名目繁多,不過甚少職業轉介,兩年多才為16名退役運動員安排到工作,部分還是兼職的,計劃的效益成疑。其餘就是為運動員提供各種培訓課程,現金資助也只是獎學金或助學金,即必須有入學證明才會批出,對於不打算升學的退役運動員來說,毫無幫助。即使是獎學金,兩年多來只有13名退役運動員獲批或可能獲批,受惠人數也不多,平均每人得到的資助由3萬至5萬不等,以升學進修而言也不是太寬裕。」

計劃亦沒有因應運動員及業界的盲點提出針對性的改善措施:不少運動員予人趾高氣揚的感覺;他們是社會的一個負擔,幫助他們是無底深譚等等。按此情況,當局有必要多管齊下,製造基本條件,讓外界明白到體育是薪火相傳的行業,對社會公共道德亦有深遠的影響。如能集思廣益,相信可以避免體育政策發展還是原地踏步的問題。無可否認,有了頂尖運動員作牽頭,其他人也覺得聘請運動員是物有所值。但是,有助減緩運動員的經濟壓力的計劃必須持之以恆,絕非間中出現一兩次的偶發事件。另一個策略是軟實力培養,長遠做到體育人才外輸。決策者要明白到最重要的並不是一兩年短期內真實的數據,而事實上亦沒有可能做到百分百成功,但如果對過往的決策不作檢討,反而不斷以權威和選擇性運用對官方有利的數據去批駁不同代表的意見,只會令體育政策發展的討論淪為利益轇轕和輸打贏要的局面。

還有,已退役的運動員要做好心理準備,明白他們不是再接受封閉性的訓練,亦可能不是轉型為同樣講求「自我實現」的作家、藝術家等,而是準備迎接日益複雜並講求與各方溝通的前線工作。在現存的制度爭扎,他們須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與不足之處,虛心學習,然後從實踐中吸收經驗、掌握和不斷進步。他們亦可嘗試運用克服運動競賽的心理壓力的方法,如「永不放棄、處變不驚、正面應對困難的精神」等,放到工作上面(邱婷 2012)。簡而言之,已退役運動員自身也要在職場上做好基本功,讓外界越來越信任從體育界培養出來的勞動力。

作者簡介:楊庭輝,新力量網絡成員、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研究生。研究興趣包括政治哲學、政治理論和國際關係(尤戰爭與和平)。另熱愛運動,自小開始關注體育青訓,夢想有朝一日香港的青訓系統能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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